红色是多彩贵州的鲜明底色。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伟大远征与伟大转折在这里交相辉映。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时强调，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今天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日子。90年风雨兼程，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一次又一次转折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遵义会议会址
“寻找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弱胜强，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艺——《伟大转折》剧目中的一段台词。舞台上，演绎的是正在召开的遵义会议。这部在遵义市伟大转折剧场上演的剧目，艺术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伟大转折征程。
《伟大转折》剧照
在距离剧场数百米远的一座灰白相间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90年前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历史性时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纪念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匾额上，毛泽东主席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
英魂永存映山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我的爷爷孔宪权，爷爷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
走进遵义会议陈列馆四渡赤水展厅，55岁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正深情讲述爷爷孔宪权的故事。
孔宪权
1911年2月，孔宪权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0年2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担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
娄山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1935年2月26日，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年仅24岁的孔宪权率领突击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左腿胯骨不幸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子弹。
“娄山关战斗非常惨烈，负伤以后，他一晚上都在喊‘杀！杀！杀！’，这是红军向敌人发起的冲锋号令。” 孔霞说。
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终攻克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
因伤势严重留下养伤的孔宪权最终留在了遵义。1955年2月，他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
孔宪权
任职期间，孔宪权带领工作人员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历经十个半月的时间，走访了贵州44个县（市、区）以及川南、滇东北的5个县，征集文物1286件。其中就包括遵义会议会议桌、会议室挂钟等7件国家一级文物。
“当年他们的背包里面是墨水、钢笔、纸，坐溜索就把资料放到肚子上捆着。他们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馆筹备做了很多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孔霞介绍到。
1988年11月7日，78岁的孔宪权因病逝世，孔霞在整理爷爷骨灰时，发现了六枚弹片。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冬日清晨6点30分，天空下着绵绵细雨。
占地6300平方米的遵义仁怀市鲁班红军烈士陵园内，74岁的守陵人郭德刚挥舞着扫把，开始清扫95级台阶，这一扫，就是25年。
郭德刚
“没有红军战士1935年在鲁班场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也是当兵的人，来给他们扫下墓，看守好这里。”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面，群山环绕，地形复杂。
1935年春，鲁班场战斗打响。此战，红军歼敌400多人，为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赢得了宝贵时间，但也付出了较大伤亡的代价。
1953年，当地政府在鲁班场宴家堡修建了红军烈士公墓，集中安葬146名红军烈士遗骸。
仁怀市鲁班红军烈士陵园
1999年，郭德刚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第二位守陵人。此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役老兵刘福昌已独守陵园31年。正是在刘福昌事迹的感召下，郭德刚萌生了守护烈士英灵的想法。
刚来之时，郭德刚对刘福昌的起早贪黑十分不解，认为不大的陵园不需要频繁的打扫。
“我给他提过意见，扫一天，第二天不用扫都可以。他说，这是红军前辈的‘脸面’。”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郭德刚，从此，他与刘福昌相依相伴，清扫陵园、擦拭墓碑、植树添绿，为前来参观祭扫的人讲英烈故事。
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去世，他用50年的时间践行了“守到死”的承诺。临走前，他叮嘱郭德刚守好陵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我说你放心，我给你一句承诺，守到我走不动为止。” 郭德刚说。
两位老兵接力守陵半个多世纪，他们守的不仅仅是墓，还守着红军烈士的忠魂。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敢为人先闯新路
团结村
遵义市播州区，一桥飞越山谷，鲜红色的桥拱在青山绿水间格外显眼，这是大发渠特大桥。
桥下，一条地跨3个村、长9400米的水渠蜿蜒流淌，这就是大发渠，也是团结村村民的“生命渠”。
带领村民修渠的人是老支书黄大发，一个跟大山较劲的人。
黄大发
曾经因为缺水，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必须来回走两个小时。
“都是吃的污水，吃水贵如油。没得水，农业生产就没得好收成。” 黄大发说。
一年四季苞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因为缺水，团结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穷窝窝”。
黄大发下定决心修渠引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带领村民开始了修渠。然而，修建水渠要经过3座大山，要在绝壁上打出隧道，再加上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动力，黄大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黄大发向村民承诺到：“老百姓说你修不通，我说我拿党籍来向你保证，拿生命来换。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你才干得好。”
只有小学文化的黄大发申请到水利站跟班学习，不顾危险带头用绳索悬在峭壁上作业。
1995年，一条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的“生命渠”通水了。历经30多年漫长艰难的修渠之路，黄大发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改变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创造历史的还有一位名叫陈高忠的老人。
陈高忠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街道石板井村的一栋3层小楼前，86岁的陈高忠正在投喂院子里的十多只大鹅。
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陈高忠过上了天天有肉吃的好日子。然而回想起4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还靠着野菜混谷糠充饥度日。
当时，关岭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以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吃“大锅饭”，大伙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上不去。
“好个顶云坡，肥田沃土多，生产搞不好，家里不开锅。”这句顺口溜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1976年，在外修过铁路，见过不少世面的陈高忠被村民推选为陶家寨生产队队长，村民们希望点子多的陈高忠带领大家，告别饿饭的苦日子。
上任第一件事，陈高忠就冒着风险，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到了秋天，陶家寨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两倍多。尽管丰收，但陈高忠还不满意，他准备干一件风险更大的事。
“一晚到亮都睡不着，我就想硬要干。”
1978年初春，陈高忠瞒着顶云公社，邀约6位村民，在陶家寨后山上一个叫“灯盏窝”的隐秘地方，商量起了“包产到户”。经过一下午的讨论，大家达成共识。当晚，7个人在陈高忠家灰暗的煤油灯下签了“合约”，摁上了手印。陈高忠回忆到：“大家说，你遭坐牢，家里的生产以后我们每家每年出一个劳动力来管，万一我们几个都遭了，就不怨天尤人，各管各家。”
7个红手印，赢来了陶家寨群众生活的柳暗花明。那年秋天，各家各户不仅吃上了饱饭，还存了不少余粮。
7个红手印，引发了顶云公社的“土地改革”。这一创举形成的“顶云经验”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一起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千年之变”新画卷
贵州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
花茂村
近段时间，正是冬修农田水利的“黄金期”，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彭龙芬忙着村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花茂村曾是红军战士驻扎过的地方，过去叫“荒茅田”，意指贫困荒芜之地。
在这里工作的17年间，彭龙芬写下了45本工作笔记，记录了花茂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随手翻开彭龙芬的工作笔记，上面写着帮助村民在种植基地务工；协调解决村民的蔬菜销售问题……事无大小，皆是民生。
“我们探索出了‘帮群众想、教群众会、带群众做、促群众富、让群众笑’的‘五为民’工作法，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彭龙芬说。
在“五为民”工作法的推动下，花茂村以陶瓷产业、现代农业、旅游产业为主导，打造了一条农旅文化示范带。
十年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948元增长至27454元，村集体经济积累从16万元飙升至1418万元。花茂村的发展经验还被纳入“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曾经的“荒茅之地”如今变成了寻找“最美乡愁”的“花繁叶茂”之地。
“花茂一天天地越来越好，村民现的笑容笑得更灿烂。”彭龙芬说。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彭龙芬用精细的服务，带领村民改变了山乡模样；有的人以生命赴使命，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公主殿下：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别，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满月，臣本不应早早辞别，留下殿下哇哇作语，臣心实有不忍，惭愧于心，敬呈其书，以表心志……民之所盼，系臣之职责，当不辱使命，攻坚克难……”
这是一封写于2018年4月28日的文言文式家书。写信人是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观坝社区已故驻村干部余永流，收信人是他出生仅21天的小女儿。
然而，不满三岁的“公主殿下”还来不及感受父亲的挚爱，2020年12月1日，在脱贫攻坚收官战即将奏响凯歌之际，驻村2年零8个多月的余永流因积劳成疾，送医后救治无效去世，生命永远停留在33岁的刻度上。
“他走的那一天，我正好去外地采购建棚的材料，在高铁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非常地伤心。”
说话的人叫李培保，当年余永流的挽留，让他至今依然在观坝社区，带动乡亲们共同发展。
观坝社区
四年过去了，余永流当初引进的西瓜种植基地，已经扩建到135亩，还轮作种植羊肚菌，去年底，李培保又扩建了20亩，打算种精品水果。
“目前带动的村民在20到30人，年产值在500万左右。”李培保说。
如今的观坝社区，以万亩大坝为牵引的产业发展蓝图渐次铺开，大棚里辣椒、茄子、西红柿等“太空果蔬”挂满枝头。接过余永流的接力棒，驻村干部刘家松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在当时的基础上，产业更加多元化了，群众主要围绕坝区就近务工获得薪金，还有土地出租获得租金，最后入股合作社获得股金，相当于是一地生‘三金’。”
历时8年的脱贫攻坚战，贵州有209名同志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
收获历史性全胜，贵州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人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精彩篇章，实现了贵州大地的“千年之变”。
昔日“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如今万桥飞架，天堑变通途。
昔日“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人，正昂首阔步，自信地走向世界。
自信迈步新征程
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地处贵州母亲河乌江上游，昔日是一个被险峻山崖隔绝的偏远贫困山村，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
杨文丽
晚上8点，位于村里易地搬迁安置区的苗族服饰展示车间里，身着一身苗族服饰的杨文丽站在镜头前，自信地向网友推介服饰、香包、杯垫等苗绣文创产品。
杨文丽是苗绣技艺市级传承人，2019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她回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苗绣产业。
参加展会的杨文丽（右一）
让传统与时尚相结合，杨文丽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去年11月，在上海参加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杨文丽被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所吸引，也给了她很多启发。
“卖得火的是冰箱贴、书签这些，我们回来就赶紧做类似的产品，上面就有手工蜡染和刺绣。你要去看别人好的点是哪一些，多去借鉴，才能开阔我的眼界。” 杨文丽说。
随着规模的扩大，杨文丽带动的绣娘从最初的6个人增加到了63人，去年的销售额达到240多万，产品远销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这段时间，除了忙着直播，杨文丽还忙着赶制春节前的定单，她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产品能登上国际舞台，带领更多绣娘绣出更美好的生活。
“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有一个梦想，希望我的产品能够走上米兰、巴黎时装周，展现给全世界的人看。”
为梦想奋斗的还有来自“村超”发源地榕江县的足球小将徐向阳。
课间时分，榕江县古州镇第二小学的同学们从教室冲向足球场，运球、传球……四年级的徐向阳在同学的配合下来了一个倒挂金钩。
两年前，徐向阳通过选拔成为校队的一员，他的足球成长之路也随着“村超”的火热越走越远。
在榕江，足球有80多年的群众基础。2023年以来，“村超”持续火爆出圈，成为中国乡村“现象级”赛事，“村超”搭建起的广阔舞台，让世界看见榕江，也让榕江走向世界。
榕江“逐梦计划”青少年足球队
去年11月中旬，徐向阳与5名小伙伴组成的贵州榕江“逐梦计划”青少年足球队来到“足球王国”巴西，开启了为期3天的足球交流之旅。
徐向阳不仅观看了巴西女足甲级联赛决赛第一回合比赛，还作为弗拉门戈队的牵手球童亮相赛场。此外，他们还与巴西小球员踢了一场友谊赛。一路的所见所闻让徐向阳兴奋不已。
“他们那里踢球氛围感很好，那里的小孩都比较喜欢踢球，传球脚下也很快，体能都很好。”
徐向阳与巴西小球员进行友谊赛
作为随队老师，榕江县古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贤泽，一边用手机记录孩子们的旅程，一边也在观察他们的变化。除了巴西，一年多来，西班牙、英国、法国、瑞典等地都留下了榕江足球小将的足迹。
“‘村超’火爆出圈以后，孩子们有机会走出国门，在以前我们是不敢想的，不单是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更加激发了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杨贤泽说。
去过巴西，到过法国，还和足坛名宿卡卡踢过球，这些丰富的经历，让10岁的徐向阳更加坚定追逐足球的梦想。
“足球的魅力就是和小伙伴一直在场上拼搏和奔跑。我想去更多的地方学习，就算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每一个奔跑的追梦人都是拼搏的奋斗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
回望来时路，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展望新征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把梦想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播州融媒、汇川融媒、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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