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独特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以及时代发展大势，决定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殊路径、价值追求、显著优势、巨大潜力。应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全面考察、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规模巨大、“四化”同步，蕴含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开创性意义。

不同的人口规模意味着迥异的现代化难度系数。我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5亿人，这一巨量级的人口要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粮食安全保障之难，需要以约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艰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庞大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巨大的基层治理难度。这也意味着，“人多地少”“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大致相当于欧盟的1/40和美国的1/400，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2.1亿户，95%的农户属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小农”范畴。这对我国推动小农与现代农业相衔接、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稳步推进城镇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人口规模，我国区域差别也是巨大的。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地理、气候、经济基础等条件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制定农业政策等难度更大，对因地制宜、推动差异化发展的要求也更高。

与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从增长的难度看，西方国家现代化大多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跨度，我国真正的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建成目标时间是2049年，跨度为100年。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保持一个显著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也要求农业现代化的快速跟进，以提供粮食、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支撑和保障。从协调的难度看，西方国家“串联式”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依次发展，界限相对分明而又相互衔接，我国的“四化”是叠加的，上一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尚未完成，就不得不同时面对下一个阶段任务。比如，农业现代化必然伴随农村人口的减少，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机器代替人力效应和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减少效应，可以水到渠成，而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在城镇化走过半程时就启动了，还有数亿农业转移人口尚未融入城市，这就要求既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又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相关权益。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扬长避短，激活“四化”同步“乘数效应”，就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跃升，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崭新案例。

共同富裕、土地公有，蕴含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性旨归。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增加城乡收入的绝对量、缩小城乡差距的相对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史看，农业农村发展受资本至上、利益至上逻辑的主导，极易导致贫富分化和小农户的困境，很多国家农民仍过着贫穷的生活。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开始调整政策，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过度规模化导致农业寡头、农村生活设施建设缺乏、农民生活不确定性增加、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诉求等明显弊端。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注重实质上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且注重推动城乡融合；不仅保障农民的食物、住房、医疗、教育等物质条件，而且保障教育、文化、科技、环境等方面的进步和提高；不仅确保发达地区农民富裕，而且追求落后地区农民也能实现共同富裕。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生产资料，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容易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失地乃至贫困现象，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就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悲惨现象。而如今，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众多城市“贫民窟”也是其表现之一。此外，一些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过度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枯竭等恶果。在我国过去的现代化进程中，土地公有制成为“中国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国家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在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规划，推动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有力保障了工业化、城镇化。从农村来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必选项，是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能保障农民利益的基础性制度。通过“三权分置”等创造性的土地管理制度，配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上以立法和政策手段来调控土地利用和保护农民权益，将有效激活农村发展动力活力，夯实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后院”，让农民利用土地有利可图、在城市打拼进退有据。

生态文明、中华文明，蕴含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性机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对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纷纷承诺实施碳中和行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共识正在形成。在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发展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乡村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演变，如今，城市“下乡”热潮越来越明显，乡村逐渐成为创新创业的新空间，在养老、养生、养心、养眼以及旅游、教育、文创、乡村工业、服务业等方面蕴含着新价值新功能。据有关专家估计，每年将创造超过10万亿元的新需求。未来几十年，清洁能源将很大程度替代传统石化能源。在新一轮全球能源革命中，农村被边缘化地位将彻底改变。过去工业革命时期，非均衡分布、集中开发、高运输成本的传统能源，使农村难以享受好处。而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人口分布密度越低，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农村相对城市更具优势。如我国太阳能热水器90%以上的市场在农村，农村沼气发展良好。这表明，农村将会成为引领低碳经济与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新生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必须协调发展。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农业一直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农村孕育了中国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孕育了深厚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传统智慧，孕育了多样的民间艺术文化，是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育、储存与传承的载体。可以说，中国的乡土文化、农耕文化，蕴藏着巨大的现代价值，必将在新时期发挥巨大作用，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养分和全新的世界观。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