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是由雷达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多种子系统集合而成的，可以自动辨别来港船舶的‘身份信息’，实现对船舶的精准定位。在根据船舶位置进行指挥的同时，我们还能对未来24小时内的船舶航行计划进行推演，预判港内的交通态势。”值班长陈贺雷骄傲地说。

自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成立以来，一批批“海上指挥员”见证着天津港多年来的转型蝶变。

1997年，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正式对外开通试运行时，港内的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值班长叶海龙对记者说，当时的值班员只能借助甚高频无线电话、老式雷达、海图、望远镜等工具，通过推算粗略定位船舶位置。“当时到港的船舶不多、船舶交通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也非常低，值班员们用一块小黑板，就能写下当天所有的船舶航行计划。”

“1998年第一次航行到天津港时，我们还得要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话向值班员报告船舶所在的经纬度。”任洪海回忆说，自己当时还是一名舵手，“当时受技术和人力条件制约，船舶交通指挥相对滞后，船舶到港后经常得在锚地驻留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得等一两天。”

加装新型技术设备、改进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加强人员规范化培训……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发展与航运需求的增长，天津港开始蓬勃发展、向国际化港口的目标迈进，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也逐渐从“创业”走向“专业”。

7月5日拍摄的天津港。新华社记者刘惟真摄

2008年再次驶入这片海域，天津港的变化让已成为船长的任洪海眼前一亮。“船舶一上线，一位值班员清晰洪亮的声音就传过来了，不仅指挥得当，航海用语的使用也十分专业、规范。进港过程非常顺畅，根本没花多少时间。”任洪海说。

2010年后，任洪海与陈贺雷从“船上”走向“船下”，成了船舶身后“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两人看来，“高效便捷”是近十余年来天津港变化的关键词之一。

“缩短船舶等待时间的实质就是要在航行计划里‘抠时间’。”陈贺雷说，为了提高港口周转效率，值班员们反复推演、“精打细算”，想出了不少“金点子”。

从前从天津港北港池到新港水域，船舶要走“Y”字形，先“出站”到锚地，再重新“进站”，现在在VTS的帮助下，船舶可以直接移泊，划出一段完美的弧形航线；从前必须要等到离港船舶驶离码头，进港船舶才能驶入航道、前往刚腾出来的泊位，而经过近期的实船测试，将实现同一泊位进出港船舶的无缝衔接，使泊位的空置率明显下降……

“对于跨水域港内移泊，我们现在利用先进的设备与科技手段，缩短移泊航程，能为每艘船舶平均节省等待时间近3小时。在提高航道利用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码头在泊率与船舶周转率。”陈贺雷说。

陈贺雷正在指挥天津港的海上交通。新华社记者方金洋摄

从海上到岸边，降本增效的智慧因子也在持续为这座港口赋能。

叶海龙说，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还开发了“掌上VTS”微信小程序，实现船舶预确报申报及非商船航行计划申报业务从“网上办”到“掌上办”。“港航企业无须递送纸质的船舶预确报或非商船航行计划，在网上填写后，我们在后台就能够实时接收、提前规划，如果需要调整船舶航行计划，也可以随时在线上修改，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航运是港口经济的“晴雨表”。今年1至4月，天津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27万标箱，同比增长19.4%。目前，天津港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保持贸易往来，2020年货物吞吐量4.35亿吨，位居世界第九；集装箱吞吐量1835万标准箱，排名世界第八。

天津港逆势而上的背后离不开值班员们对船舶的指挥。作为船舶航行安全的守望者，值班员们虽与船舶“素未谋面”，却用指挥效率默默创造着隐形的经济效益。

2021年上半年，渤海石油平台作业船舶进出港计划完成率和准时率达到100%，装卸作业计划效率由原来的88%大幅提升至95%以上；常态化保障船舶在天津港北港池与新港水域之间直接移泊4次，开展同港池同泊位船舶“先进后出”试验18次，减少航道运行时间44小时以上……据估算，今年上半年，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亿元。

“临海不惧涛，塔高志更高。风雨船无阻，誓夺国中标。”这句老一辈值班员们在初创期写下的诗，至今仍激励着“海上指挥员”们不断提高船舶通航效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

“虽然身份转变，但我感觉自己仍然坚守在航海一线上。从前当船长的时候，听到值班员的声音总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我希望现在的自己也能给船长、船员们带去同样的安全感。”任洪海说，“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一定会守住海上安全防线，为船舶的航行安全‘保驾护航’。”（海报制作：方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