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农历三月廿三是天后诞辰。每到这一天，海河畔鼓乐喧天，旌旗猎猎。天津皇会的出会队伍蜿蜒穿行于街巷，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相参与这一盛况。

然而近两年，人们总会发现，在热闹的人群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有的人举着相机跟拍高跷会腾跃的步伐，有的人蹲在香案旁速记老会头口述的仪轨细节，还有人轻声询问：“这面旗子上的图案，是哪一年传下来的？”他们不是游客，而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非遗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些年轻人的笔尖与镜头，正将这场“古老的仪式”一帧一帧转化为可存续、可研究的文化档案。在他们看来，这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广袤田野，是施展所学、传承文化的起点。

冯骥才先生与首届非遗学硕士生交流

这样的田野现场，正是冯骥才先生多年来推动非遗教育落地生根的缩影。自本世纪初发起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来，他始终坚信：非遗保护不能止于情怀，必须依靠专业人才与科学方法。为此，他力主在天津大学设立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点，开创“从书桌到田野”的教学范式，把文化现场变成课堂，把传承人变为导师，让年轻学子在真实的文化肌理中成长为兼具学术能力与文化担当的新一代守护者。

如今，当越来越多青年从皇会的鼓点、年画的雕版、染坊的靛蓝中走出，一场关于非遗未来的人才培养工程，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展开。

从“热爱”出发，为非遗事业建立一支充满朝气的队伍

“我国的非遗规模宏大，进入政府保护名录的超过十万项。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优势，也是极大的现实的挑战。为了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学界关键性的工作是非遗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为非遗保护提供科学的支撑，为非遗的管理培养专业的人才。”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发起人，冯骥才先生自本世纪初便投身于非遗保护的第一线。他深知，仅靠情怀和热情无法维系一项宏大的国家文化工程。

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天津大学自主设立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这一里程碑式的举措，为我国非遗保护事业提供了稳定的人才培养通路。

“你们真的热爱民间文化吗？”在首届非遗学硕士研究生入学仪式上，冯骥才向新生抛出的问题，既是一次灵魂叩问，也是学科精神的奠基之语。

“热爱之中才能产生责任。热爱非遗才能进入非遗学，有文化责任才能学好非遗学。”这句话成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冯研院）非遗教育的核心信条。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态传承的文化基因；非遗学也不是书斋中的玄思，而是一门扎根大地、面向现实的实践科学。因此，人才培养必须兼具学术素养与文化情感，既要掌握理论工具，更要具备田野感知力与文化使命感。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耿涵介绍，冯研院以非遗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为培养目标，初步构建起了以学科理论建设为主轴，课程体系与教研方法为两翼，思想政治、跨学科平台、高水平师资为重点的学科建设格局。如今，学院已经先后培养了4届非遗学研究生。越来越多有志于非遗事业的年轻学子选择走进冯研院，专注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肩负起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根脉的学术使命。

“把书桌搬到田野”，让课堂生长在文化现场

“非遗学是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这是冯骥才对非遗学的精辟概括。在他看来，一切理论问题都源于田野，最终也必须回到田野去解答。正因如此，冯研院始终将“田野教学”置于核心位置，大胆探索一种“以文化田野为实验室”的新型教研模式。

2023年6月10日，冯研院正式成立首批五个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分别聚焦于瑞安木活字印刷、西塘传统村落非遗、杨柳青年画、南通蓝印花布与天津皇会。这些基地并非简单的实习点，而是集教学、研究、保护、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从“传承人口述史”到“为非遗立档”的记录，学生在此参与完整的非遗调查项目，全程沉浸于真实的文化生态之中。

“冯骥才先生最初要求我们给非遗做的档案，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在国外也稀缺。冯先生希望这些档案，不仅仅是对具体某一项非遗负责，还要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按图索骥的指引，来辅助他们的调查研究。”冯研院兼职教授王晓岩曾带领学生对瑞安木活字印刷开展田野考察与教学，他告诉记者，在脚踏实地探寻与记录之后，很多学生写出来的报告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其中融入了爱好与责任，而不仅仅是被动式地完成学分。

“田野调查将书本里的名词拧成了可以触摸、可以嗅到、可以对话的鲜活感受。过去在论文里反复引用的‘传承人’，站立成有温度、有故事的生命，成了会拍我肩膀、会侃侃而谈，也会突然沉默哽咽的老人。在一次次田野走访中，我才更深刻地读懂了冯骥才先生所说的‘将书桌搬到田野里’的深意——学问不只来自书本，更来自大地、来自民间。”2023级非遗学硕士研究生李辛夷感慨道。

“津门好，皇会暮春天。十里笙歌喧报赛，千家罗绮平鲜妍，河泊进香船。”这首《津门小令》记录了皇会巡游时街上摩肩接踵的盛景。天津皇会融合神祇崇拜、民俗展演、商贸交流与社会交往，是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天津皇会田野教学基地”通过抢救性记录现存老会组织、整理史料、编写《皇会志》等举措，致力于激活其当代生命力。

杨柳青曾“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是我国北方首要的年画产地。在“杨柳青年画田野教学基地”，师生深入画乡腹地，与传承人同吃同住，记录雕版、印刷、手绘等全套工艺流程。基地不仅挖掘年画及其相关文化的历史，推动档案的完善和传播，还通过举办学术论坛、基层培训等方式，为提升当地非遗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提供智力支持。

这种将课堂设在非遗所在地的教学模式，为传统文科教育提供了新可能。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主动的文化记录者与问题解决者。更值得称道的是，田野教学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赋能。冯研院与地方共同确立科研项目，用理论反哺实践；地方则为教学提供鲜活案例与真实需求。这种“理论—实践—再理论”的闭环，使非遗教育真正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文化行动。

冯研院2023级非遗学硕士研究生张予煊深有感触地说：“通过深入天津的大街小巷、通过与各个传承群体深入的交流，我更加理解脚下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更能感知人民的情绪。当我与人民共情、与时代共情时，我才能真正‘穿梭’于人民创造的文化之中，感知这片土地的灵魂。”

从档案到原理，构筑非遗学科的“四梁八柱”

短短三年时间，冯研院的非遗学科建设已结出累累硕果。这些成果既有厚重的学术著作，也有扎实的文化档案，更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教研范式，共同构筑起非遗学的“四梁八柱”。

在2024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生入学仪式上，13名新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入学礼物——冯骥才先生的新书《非遗学原理》。

这部“非遗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集冯先生非遗学思想之大成，系统梳理了非遗学的缘起、立场、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从元理论高度勾勒出这门新兴学科的独特样貌，标出了思想原点。它不仅是一部专著教材，更是一段冲锋的号角：召唤青年学子以学术为舟，以责任为帆，勇闯中国非遗的“深水区”。

田野教学基地研究也在马不停蹄地开展着。其中，《中国蓝印花布文化档案·南通卷》业已发布。作为《中国蓝印花布文化档案》的示范卷，该书系统梳理了南通蓝印花布的历史脉络、工艺体系与文化内涵，被视作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的成果范本。它代表了一种“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档案编纂为成果”的非遗教研新模式。

与此同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皇会志》也已接近完稿。这部档案不仅保存了濒临消失的仪式细节、组织结构与口述记忆，更通过严谨的学术框架，将零散的民俗现象升华为可研究、可教学、可传承的文化知识体系。

在新近落成的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里，冯研院师生把田野基地搜集到的非遗实物、历史资料，按照“非遗博物馆”的理念进行完整、系统的呈现，在展厅里形成“立体的文化档案”。

其实，早在20年前，冯骥才先生就率先提出“非遗学”概念，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田野工作规范，包括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普查手册、传承人认定标准、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等，不仅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非遗普查，也为学科方法论奠定了基础。

如今，依托五个田野教学基地，冯研院已形成了独特的田野教学方法体系。学生在项目中成长，成果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在田野中升华。

“非遗人才不是从教室走出去的，而是从田野走出来的。”冯骥才的这句话，道出了非遗学教育的本质。在这片广袤的文化田野上，年轻学子俯身倾听老艺人的讲述，触摸年画的雕版，记录皇会的鼓点，丈量村落的街巷。他们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文化的情感与敬畏。

非遗学的建设，注定是一场长跑。正如冯骥才所言：“构建一个新学科，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干成的事。”但正因为有一群人愿意从热爱出发，以责任为舟，以田野为路，中国的非遗保护才有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与未来的希望。

当更多青年从田野中走出，带着文化基因的密码与守护传统的信念，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照亮祖先生活的灯火，将在新时代继续燃烧，温暖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