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转，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似一成不变，实则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尤其是当下，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局。这不仅是变革的时代，更是时代的变革。人口结构演变、经济格局重塑、科技飞速进步，当然，还有政治环境的变化，共同促成了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但我们也因此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这场划时代的变革是否正引领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又是否能助力经济的繁荣发展？

全球人口从1950年的25亿左右激增至现今的约81亿，且以每年约7600万的速度持续增长。然而问题是，大多数新生儿出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那里的落后条件难以支撑他们追求体面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一些高度发达国家的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以至于不得不依赖大量移民涌入。虽然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3，但各国情况迥异：尼日尔的生育率高达6.73，韩国则低至0.79。所以说，人口问题的核心并非总量多，而是不均衡：一些地方出现了明显过剩，另一些地方则严重短缺，不足以支撑当地经济发展。这种失衡预计将引发更大规模的跨国人口流动，加剧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

个别国家，尤其是大国的人口动态变化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加显著的影响。由于人口增长率攀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全球人口结构经历了根本性转变。1950年，中国人口为5.42亿，美国人口为1.48亿，人口比例约为11:3；如今，中国人口激增至14.25亿，美国则为3.42亿，人口比例达到4:1。与此同时，印度人口也从3.57亿跃升至14.4亿。联合国的预测进一步揭示了未来趋势：到2050年，欧洲和北美的人口预计将维持在当前水平，总计约11.25亿，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预计将翻倍，从目前的约11.5亿增至21亿。

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还表现为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存在差异，这将日益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注入更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从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移民至更发达的地区，但富裕的全球北方国家在接纳移民时却相当审慎，往往只愿意接纳那些能够满足其经济需求的移民，如廉价劳动力、能填补工业和服务业中技术人才缺口的专业人士。对于这些发达国家而言，除非涉及到人道主义目的，否则其移民政策只会以自身经济利益为主导。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新兴国家能继续保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势头，持续改善当地生活条件，以此来减少移民倾向。

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显著超越了富裕国家。许多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靠的正是昔日殖民掠夺，以牺牲前者为代价才得以发家致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昔日的殖民者找到了新的“收割”世界的工具，那就是自由化和全球大市场。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即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现在，我们希望全球化能够开启新时代，变得更加包容，然而如果政治全球化的步伐继续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这一愿景将沦为一纸空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4年全球GDP增长率为3.1%，其中高度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为1.5%，紧随其后的是一批正在高速发展，试图缩小落后差距的经济体，增长率为4.1%。按现价计算，2023年发达经济体的国民总收入为61万亿美元，后者则为43.5万亿美元。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将这些经济体称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但我更倾向于称它们为“自主经济体”，因为它们正努力在地缘经济博弈中寻求更有利的地位。

显然，长期趋势远比单一年份的数值变化重要。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审视这一趋势，可以发现其对“自主经济体”极为有利。“自主经济体”的增长势头目前超越了富裕国家，且预计将持续至2030年。因此，一方面，富裕国家与其他紧随其后的国家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有望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重心也将逐渐向全球南方国家倾斜。越来越多的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国家将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传统强国的影响力或将逐步减弱。

1990年，全球经济版图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主导，G7在当时的全球GDP总量中占据了高达60.3%的份额，其中仅美国就独占27.3%；相比之下，当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也就是后来的“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仅为10.7%，其中中国仅占2.9%。然而到了2023年，G7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下降至42.2%（其中美国占23%），而金砖五国的份额则显著上升至26.3%（其中中国占18.5%），G7和金砖国家占全球GDP份额之比从当年的6:1显著缩减至1.6:1，这预示着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

全球人均收入确实在增长，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在均衡地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目前全球共有26个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135美元或以下）、54个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136美元至4465美元之间）、54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466美元至13845美元之间）和83个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3846美元或以上）。倘若地缘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尤其是“自主经济体”的收入可能还要高得多。

地缘政治的力量不容小觑，它既能成为助力发展的“推进器”，也能成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它有时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欧盟的成立、《美墨加协定》的签署；有时可能导致供应链、生产链和贸易链的中断，从而阻碍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地缘政治遵循的原则与理性经济活动的原则是否相悖——如果相悖，那么即便地理位置相近的经济体，也可能因为地缘政治分歧而站上对立面，正如美国与古巴、印度与巴基斯坦、波兰与白俄罗斯；而地理上相隔遥远的国家，反而可能因为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而结成盟友，就像日本与美国。

为了确保当前地缘政治的演变能够促进而非阻碍发展，确保全球化尽量朝着更加包容、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付出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