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文学在学术上怎么定位，肯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是见仁见智的。我个人支持这个提法。我跟白烨会长两个人在这点上观点一致，概念可以由理论家们去研究，但是这个事情背后所指称的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当代文学最真实的现场这个事情，是言之有物的，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何建明副主席认为中国作家“如果再在中国农耕文明里打滚不会有什么出息”，这个提法直接对应上了陈丽伟提出的中国新经济文学理论，并得到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验，都会说“家乡的土地、纯朴的乡心，家乡门口清亮的小河……”我们文学几十年就被这些东西充斥着。不奇怪，它必须被这个充斥着，因为你是一个两千年、三千年最漫长和完整的农业帝国，在这个帝国生产关系和形态上只能产生这个。

　　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特别困难、特别难以迈过的历史门槛，考验着所有的文人和作家：如何认知今天这个时代？

　　这个认知问题不解决，文学绝对搞不好。今天有的拿着手机、骑着共享单车、坐着高铁、说着英文、穿着西装，却满脑子农业文明的观念，你的思想立场、价值体系还在历史门槛那一边，根本没迈过来，你文学怎么搞好？不可能搞好。不是说农业文明生产体系之上的价值观一无是处，这也代表很多稳定的关系，有很多稳定形态，比如说尊老爱幼等很多美德，当然这个美德上升到最高无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民间生活当中也有基本的认知，不能一风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那是在原来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那个生产关系如果崩溃了，那个东西就很难成立。多少年来都在歌颂着的人与人的亲密关系，背后都在承受着为了几分钱打得头破血流的农业生产观和农业家庭观。面上说尊老爱幼，互帮互助，舍己为人，现实生活当中，为了一个锄头，为了一个垄沟的地，为了借一分钱、借两百块钱没有还，为了富和穷，来了穷亲戚住家里夫妻打架，娘家来人男方不高兴，婆家来人女方不高兴，这种农业关系诞生各种冲突不是事实吗？没有人看到这个，说我们多么美好，多么温和，这些，在现在新的经济观念上都被摧毁了。我自己就是，我外地出差，有多近的亲戚我绝对不住人家里，不管他说什么我不住。前几年我带着我老父母回老家，我姑姑说到家里住，其实她们家就两间房，我姑姑80多岁了，我说你们四个人加起来快四百岁了，谁伺候谁啊？实事求是找小旅馆，在饭店里吃桌饭，到家里好好聊天、喝茶，赶紧走，别给人添麻烦。说起来很俗，但在新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生产条件下，我们将形成新的伦理关系、道德关系，它会一点一点形成，或一点一点重新建立。

　　如果一个写作者对这样的问题认识不清楚，这个门槛你过不来，你的文学是什么我很怀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很多表面上显性的冲突，5.49亿亿次/秒运行是表象，伦理关系的变化是深层次的，你要去学习，要去发现。这个东西认识不到，这个文学不可能走过来，写一万字、一百万字都是无效写作，如果更刻薄地说，就是垃圾。

　　为什么发这个感慨？有感于新经济文学的提法被提出来，学术上这个东西怎么定位可以讨论，但是他所指认的社会现实是正确的，我给每一个写作者提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迈过历史门槛。非常不幸，当下中国作协的会员一万多人，全国各省各地作协十几万人，基层作协队伍加上专业作家队伍有50万人，说不客气一点，50万人中有49万人没过来！我不知道我的估计是不是有点悲观，过不来！我也不好点名，农业文明写作的大师们去看，连篇累牍，一年一个长篇，写的是什么呀？好意思吗？不要把那个东西拿出来骗钱。

　　除此之外，中国网络文学写作，盛大被腾讯收购了，腾讯旗下网络签约写手200来万人。他们是否过来了？不知道，但是他们奉行的是新道德！我们出去吃饭，大家会为结账争得面红耳赤，因为我们奉行的是旧时主义，几百块钱打来打去服务员谁的都不敢收。我们见过这种场面吗？是友情吗？也是！是非常真实的状况吗？不是。大家做的特别真，但这个旧的伦理关系在青年人那儿根本不是问题，十个青年坐一起吃饭AA制，微信马上转账，从来不会这样。你过不来就算了，年轻人会往前走。

　　新经济文学本身依托的是这样一个巨大时代的变迁，这个变迁最后会形成新的伦理道德关系。因为无论是新经济文学还是什么文学，最后文学都要落实在人上，要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契机。陈丽伟这个人是敏感的，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我觉得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第二个大方面，顺便批判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当中，商业是没有地位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提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今天我们正在遭遇一个新的商业文明逐步建立的大时代，中国古典文明时代商业文明从来没有机会，商业文明简单等同于“铜臭、孔方兄”，但是商人其实非常伟大。我二十年前写文章的时候就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叫“商人们正在创造历史”，这说起来并不深奥。比如说谈“一带一路”，谈古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靠谁？不是靠文人、不是靠写诗，是靠商人赶着骆驼非常辛苦，很多人在路上死于非命。他们主观上不是要创造文明，但是商人的这种交换，这种迁徙，他们会把地中海的香料、橄榄油带回来。文明就是在交换过程当中信息一点一点被接受和渗透、被转型的，然后带来了伟大的文明的旅程。但是今天，我们居然会把商人看成简单的铜臭，这样简单化和恶名化，今天应该很好地反思，确立商业文明的合法性。包括《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轻离别”，今天这些东西都需要被正视、需要被重新检索和重新消化，在一个适当的高度和适当的位置上给商业文明留一个位置。

　　这个商业文明也与陈丽伟提出的新经济文学直接相关。

　　说到扶贫问题，今天的扶贫跟传统的人力的、农业文明层面的扶贫根本区别在于是要资本下乡的。大量的资本下乡，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模式上的变化，从而一点一点改变农民阶层的性质。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确认一个东西，就是农民这个阶层在经济学意义上应该消失才是中国农民的福祉，如果他一直靠农业生存是很难的。所以现在土地流转，为什么会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实质就是资本下乡。大老板从股市弄几千万块钱，用现代的契约方式跟每个农民签约，一亩地多少钱我给你，我干什么你不用管。所有这一切行为都不是传统的农业行为，是资本商业行为。像所有这些事情，历史的转型、巨大的历史门槛跟新的经济形态不是一个口号，是扎扎实实的东西，扎扎实实的经济关系你要看到。

　　因此我认为中国新经济文学学术上可依斟酌、讨论，但是这个提法背后所体现的中国历史现实和中国文学现实以及前景是真实有效的，我觉得丽伟应该骄傲一下。新经济文学虽然我们还看不到特别丰硕的、特别显著的文学成果，但这个提法本身我觉得是个理论增长点，希望它能成为天津文学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