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正确的统战工作策略和方法，使宗教界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高度重视发挥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不仅注重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更强调通过与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有效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例如，1937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赴五台山，向宗教界人士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并专程拜访主持藏传佛教事务的扎萨克大喇嘛罗桑巴桑，成功争取其支持。此后，罗桑巴桑频繁与边区领导共商救国之策，积极动员藏传佛教僧众参与抗日。1938年，陈毅率新四军进入江苏茅山地区，与道教领袖惠心白建立深厚友谊，达成共同抗日的共识。茅山道士主动配合新四军，提供多方面支持，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同年，《新华日报》刊文《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以及《达浦生先生访问记》，积极肯定达浦生阿訇海外出访宣传抗日的事迹，凸显其影响与意义。1939年，周恩来、叶剑英会见南岳祝圣寺法师暮笳、巨赞等人，深入分析抗战形势并阐释党的宗教政策。周恩来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极大鼓舞宗教界投身抗日斗争。此外，中共中央在天主教人士马相伯百岁诞辰之际致电祝贺，“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周恩来亦多次与基督教领袖吴耀宗深入交流，介绍抗战进展与党的宗教政策，赢得其信任与支持，使其成为党在宗教界的坚定同盟者，显著增强了党在基督教及其他信教群体中的影响力。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互动，中国共产党不仅有效宣传了自身的政策主张，消除了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疑虑，更将其转化为开展宗教工作、广泛联系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二是积极支持与引导抗日宗教团体的建立和发展。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宗教与民族解放》，呼吁“各宗教应当不分宗派，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宗教抗日救国协会，积极地有计划地来负担宗教界应负的工作”。在这一号召下，1939年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正式成立，叶剑英在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我们要求解放，就不能脱离现实，因为你们的道场是在人间，不是在天堂。”并指出“今天在民族革命的火焰中，农民为保护他们的田园，工人为保卫他们的工厂，学生为保卫他们的课堂，都站起来了。那么，你们为着保卫自己的道场，也只有顺应客观现实行程向前进取，绝对不能逃出现实。”该协会成为抗战期间具有广泛影响的爱国宗教团体，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此后，各宗教相继成立了一批抗日团体，尤其重要的是1943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该组织在团结宗教界抗日救国、反对侵略、倡导世界和平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称赞联谊会推动了中国宗教界有组织地参与抗战事业。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共产党逐步纠正了早期对宗教性质的某些片面认识及简单抑制的做法，展现出抗战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高度灵活性与务实态度，有效促进了宗教界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成功团结了国内外宗教界力量，倡导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一系列务实灵活的政策，不仅有效动员宗教界投身抗战，更在实践过程中深化了对宗教工作规律的认识，展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生命力。这一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是汇聚各方力量、克服民族危难的根本保证，也为今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记者 王晨露 整理 来源：“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