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说自己是块“老砖头”，1975年砌进家乡的建设里，1983年又给大港检察院的楼基垫了块角。如今退了休，每次路过那座挂着国徽的大楼，总忍不住在台阶上站一站。楼里飘出的咖啡香混着打印机嗡鸣，恍惚间就闻见了当年平房院里飘着的煤烟味儿。

刚调来大港检察院那会儿，院里就几间小平房。冬天裹着棉袄誊写材料，哈口气都能结成白霜。满屋子牛皮纸捆着的卷宗堆得比人高，找份材料得翻得满头灰。

 特别感谢区领导的关心，我们的几间小平房迎来了大改造。当时建楼时，资金不足，但在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大港检察院的扩建及改造。搬进新楼那天，我摸着档案室崭新的柜子舍不得撒手，编号标签整整齐齐，像士兵列队。年轻书记员抱着卷宗笑着说：“往后找材料再不用当‘掏煤工’喽！”谁曾想三十多年后，这些柜子变成了会“说话”的智能库房，手指一点，八十年代的案卷就能在屏幕上哗啦啦地翻页。

最难忘的是国徽定位那天，我们量了又量，生怕那枚金色徽章偏了分毫，缺少顶天立地的劲儿。为此我们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既能体现庄严又符合预算的方案。当吊车缓缓升起五角星时，大家都偷偷抹了眼角。

有一次回大港检察院座谈，年轻人演示电子档案系统，蓝莹莹的屏幕照得人脸发亮。他们不知道，此刻风平浪静的检索键背后，藏着多少代人的踉跄与跋涉。有个姑娘问我：“您觉得咱院最珍贵的是什么？”我指了指国徽，又拍拍身下的旧木椅——这椅子还是当年从仓库淘回来的，椅背上刻着“1985年启用”的字样，漆皮斑驳了，榫卯却越发紧实。

回家的路上，我绕道老检察院旧址。当年漏雨的平房早拆了，如今的新区高楼如林，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拆不掉的。就像那枚国徽熔着我们的体温，档案室的智能系统承着前人的掌纹，而每代检察人骨子里的那团火，终究会穿过岁月长河，把正义的光，映在后来者年轻的瞳孔里。

作者简介：王沛吉，男，69岁，1975年10月参加工作，2016年3月退休，退休前任大港检察院法警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