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八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滨海新区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几十所全国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百余人齐聚一堂，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推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既加深了与会者的思想交流，也为滨海新区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融合互促关系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学部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以及关于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就要深入研究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融合互促关系。

在当今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文化发展能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教育训练和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必须切实抓好教育、科学技术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二，文化发展能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文化发展有助于物质产业与文化产业保持良好的比例，文化生产的不断进步，也必然引起物质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其三，文化发展能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文化生活消费是消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自身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原因，它能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素质，最终为生产力和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各类人才。当代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以教育和科学发展为核心的文化竞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就是从根本上奠定国际经济竞争的扎实基础。此外，文化因素势必日益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致使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艺术化。

在充分肯定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能量。这种促进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规定着文化生产的性质和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有制主体型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建设的规定是——首先，它规定新型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并为之服务；其次，它规定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有机结合经济效益，以劳动人民而不是以私人资本为核心，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社会精神环境；再次，它规定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体现生产者与享受者—致的原则，缩小文化消费的贫富差距。

第二，经济发展的水平从总体上制约着文化发展的状况。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既推动又约束文化发展的状况，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规模；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生产的效率和结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普及的方式和程度。诚然，国家调控经济和文化的不同情况，也必然较大地影响二者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共生互动效应，它们有互渗性和互制性，其特点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最后应当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绝对平衡论”的观点，揭示出关于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这种“不平衡”规律说明，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是两个社会系统，它们的各自发展有其内在动因和独立性，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导致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定的不平衡现象。引起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不同情况。不过，我们还应当重视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折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曲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这清楚地表明，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演化的现象，并不否定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大步前进。只有同时推动经济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及其内在逻辑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产生的重大成果，是立足时代现实，从文化维度回应时代诉求、破解时代之问的科学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时强调，要“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文化领导权、文化指导思想、文化历史根基、文化发展方法、新时代文化使命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原理性理论成果，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成果及其内在逻辑，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

文化领导权论：必须把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原理性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核心主体和政治保证。文化领导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突出体现在对文化内涵的把握上，对文化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上，对文化立场、目标及态度的规定上，要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实践中。

文化魂脉论：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原理性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魂脉方向和思想高度。文化工作一定要有强烈的制度权威意识，牢固坚持并强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任何名义和形式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都是不能允许的，触犯根本制度就要受到惩治。

文化根脉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原理性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文化基础、根脉传承和历史厚度。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揭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梦想和追求，发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持久强大的生命力，为更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和理论指导。

文化方法论：“两个结合”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一原理性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发展路径、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两个结合”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根本原则和发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当代发展的基本规律。推进新时代文化发展，就要坚持走好“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包容开放，坚持守正创新，通过“结合”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使命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原理性成果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和光明前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有方向有灵魂的文明，其魂脉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深厚的文化根基、新时代赋予的任务要求、从构想到现实的方法路径，以及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体现出科学先进性、历史连续性、当代现实性、革命实践性和包容创新性特征。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完整系统、实践性强的理论创造，理论原创性特点非常突出，原理性理论成果非常丰富。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内在关联、逻辑自洽，从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历史根基、发展路径、战略目标等方面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原理，回答了由谁领导、由何指导、从何而来、如何发展、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显示出深层次的真理特质，形成了系统性的思想建构，并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恢宏历史命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无论是从历史演进，还是从发展特质、实践路径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是一个融通互进的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引领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充实和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两者均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华民族文明在地理、历史、文化、精神方面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凝练共同本体、融通共同基因、培育共同意识的历史过程，两者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重叠性、整体性和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明血脉基因中，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发展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内生活力、自信定力、强化动力、一体合力及共进助力。

以现代政治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眼于最广泛、最有效地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体力量，既要引导他们增进对政治共同体的体认，也要将其转化为强国富民的具体行动，是维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长治久安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以现代物质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在新时代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的最好时期，民族地区的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现代物质文明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更加紧密，形成了一个建立在一定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历史性的经济有机体，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以现代精神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精神文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百年变局下面临的风险难以预测，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凝聚政治社会共识的现代性难题，中华民族现代精神文明刻录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展望出中华民族的集体愿景，指引着中华儿女共同的追求，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共识提供了精神支撑。

以现代社会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建设。正是在长久的共同历史发展中，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关联的基础上，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团体乃至每一人都形成了社会认同意识，形成了社会归属感，从而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共同体。现代社会文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共乐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建设合力。

以现代生态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建设。宅兹中国，万物生养，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依托。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体现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紧密互利、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生态基础和生态保障。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杨义芹 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文化使命要求我们秉持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发展，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结成了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恰当地概括了中华民族守正创新、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这是维系五千年文明史的动力源泉，是保持中华民族文明连续性和民族统一性的无畏品格。

一个民族的传统、传统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凝结在这个民族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但是传统文化不会自动实现现代转化，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天然地发挥功能和作用，它需要我们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自觉的创新和推动。相反的，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必然成为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近代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几乎难以招架。中国要重新奋起，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中华民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各种思想流派、各种制度模式、各方政治势力轮番登台，但都没能找到正确方向和有效路径。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纪元，也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发展进程。

以“两创”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倡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首次提出“两创”重要论述，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新时代文化建设任务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抽丝剥茧的过程，更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生命的化蛹为蝶的过程。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新时代文化发展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如果说，“创造性转化”是从过去如何走向现在的话，那么，“创新性发展”就是从现在如何走向未来，即如何赋予“传统”以现代生命，促其拓展、完善和发展。

“两个结合”开辟广阔的创新空间推动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又首次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自身也逐渐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作为“结合”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两个激活”，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对我们党今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示范。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

马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矢志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内国际场合提到“共同体”的概念，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了国内外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17年10月24日，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推动两个“共同体”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核心理念。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了全世界各民族，也包括中国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舞台的理想追求，在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可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会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存在着传统共同体概念中的地域、民族等差异，但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发展理念等方面是一致的。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不仅是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同时也考虑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拥有着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尚理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凝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建立在各民族“各美其美”基础上的“美美与共”，同时这种共同体意识也不产生对外的排他性，中华民族的崛起在世界上树立了和平共处、永不称霸的理念。达则兼济天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会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利益和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力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解放的目标，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的思想，倡导新型的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将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作为奋斗目标，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在世界范围的升华，二者一脉相承。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目前为止最具包容性、最有关怀力、有着高尚品格的全球化理论。近代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如“西化”或“欧化”论、现代化过程论、工业化论、现代化模式论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西方中心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立在共同体本位基础上，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桎梏，以全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部分人的全球化为追求，是目前为止最具包容性、最有关怀力、有着高尚品格的全球化理论。世界人民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从没有殖民和侵略过其他国家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中国，比起一些有着漫长殖民史和血腥侵略史的西方国家，是更值得信任和交往的国际伙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巩固深化全球伙伴关系，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积极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无论是从情感和历史上，还是从理念和实践上，都向世界证明了追求和平、共同发展的本心。

（记者 范炳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