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伟强（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思想，积极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并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对人类前途命运充分考量和关照的实践中，党的历史自信升华为对人类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时代之问的自信应答，赋予了党的历史自信深厚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世界大同”思想的当代实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世界大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历史自信升华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所体现出的朴素共产主义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当然，当我们回到凸显人的价值与地位，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一价值追求上时，不难发现，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人，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指向的“真正的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代表宗教意志的天，君权神授，统治者乃上天之子，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屈服、臣服关系。同时，统治阶级又从这种君主民仆的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天然合法性，不仅能够维系政权的稳固，并且统治者代表着宗教意味上的上天意志，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也实现了对人民大众的奴化与统治。在这种宗教与人的关系中，统治者实现了皇权与教权的统一。因此，在这种历史境遇中生成和造就出来的人，是一种丧失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而具有依赖人格的“奴化人”。这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历史文化来源，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追求所在。基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一方面，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思想里诸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基于生成、塑造和发展“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追求与实践，实现了“世界大同”思想中实践主体由具有依赖人格的“奴化人”向拥有独立、自由人格并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人”的转向，并将其实践地域提升到更加广泛的层面上，赋予了它对全人类前途命运关怀的世界意义。可以说，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思想的当代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有了更加深厚悠远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使得党的历史自信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式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随着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转变，历史也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不仅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前提，人类社会也是共产主义发生和实现的空间场域。毕竟，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时态”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是共产主义在历史出场顺序上，处于资本主义之后。二是共产主义只能在整个人类世界范围内发生、实现，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赋予了人类关怀的价值向度。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参考，并充分继承了其对人类关怀的价值向度，创造性发展、实践了这一理论，这也促使了党的历史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式实践中得到升华。

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关切的价值向度。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显然是将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发生场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即便历史现实的发展并未像他们所设想那样，但其理论所彰显出的对整个人类予以关怀的价值向度，并不会因其理论设想和实现路径的差异而被废弃，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被充分的继承、彰显。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关怀价值向度的创新实践。也就是说，基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参照，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人类关怀价值向度后，走出了一条能够将其科学践行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创新实践中实现了理论的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命运给予充分的关怀，并在发展自身的实践中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至今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宝贵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源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中。党的历史自信既是中国式“现代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类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时代之问的自信应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且这种强起来，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强起来，更是人的强起来，而不是物的、资本的强起来；同时，人的强起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最为根本的来源所在。所以，党的历史自信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式“现代人”的自信。中国共产党所彰显出的这种中国式“现代人”的历史自信，也是对人类前途命运何去何从的自信应答，而这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就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中。

一是“人的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相较于“资本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虚假共同体”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其诞生伊始，就把对“人类”“人类命运”予以充分关切作为自身存在、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人”的生成并逐步推动人的发展的历史实践，也是超脱了狭隘的一国利益、民族利益的圈限，而将其最终的目标追求锚定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旨归上。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家、种族、肤色等禁锢，而将推动一切“自然人”的发展作为自身的最终价值追求。实际上，这也向“地球村”的所有成员阐明，“地球村”应该“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的理念，从而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归宿。

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人的发展的现实途径和重要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破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衍生的“虚假共同体”形式的途径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也并非是跳跃式的一蹴而就，从一个阶段垂直地飞跃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不同形态的社会演变之间，存在和需要的是漫长的演变积累，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来不断寻找介于二者之间的切实有效的指导理论和推进方式。从这个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就是推动社会从“虚假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必经阶段。因此，不论是从中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际比较来说，还是从理论根源的价值取向来讲，抑或是从我国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人的生成、发展的实践证明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向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发展得以实践、人的解放最终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