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提出的时代新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深入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的“国情”与“特色”，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的实践体现，更是中华文明传统影响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及其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因此，我们应该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与党的二十大报告结合起来，系统学习并作深入阐释。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概括，以我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为基础。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传统、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革。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于18世纪的西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自从西方现代化国家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后发国家也先后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工业、创新科技，以适应世界经济环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不同阶段：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生产力，及其相适应的采集、渔猎时代；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即半自然半人工形态生产力，及其相适应的农业文明时代；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生产力，及其相适应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三大生产力与相应的社会形态，是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都必须经历的顺序和阶段，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一般性。

但是，在每一种大的生产力系统内，由于地区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又会有具体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而有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这是其特殊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而且，不同地区的特殊性有其纵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历史传统与不同的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国情”与“特色”，就是从一万年文化史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承继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上五千多年前起源的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从五千多年前起源后，一直绵延发展至今。虽然西欧的现代化发展最早，北美的现代化发展最快，但是，西欧的文明史一般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至今两千多年，美国的文明史一般从北美独立战争结束算起，至今只有两百多年。从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世界上任何一种现代化都无法与中国式现代化所继承的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传统相比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相继而起。这些运动始终以中西文化的讨论为变革的基础，具体表现为“中体西用论”与“国粹论”、“西化论”与“中西互补论”、“全面西化论”与“中国本位论”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大家越来越认识到：适应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而又继承创新自己的历史传统，才是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合理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追求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终成功走出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到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在理论上由“一个结合”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

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要推进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归纳总结中华文明的形态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第一，在地广物丰、人口众多的农牧文明基础上创造“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国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食物的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的生产者，动物的狩猎者发展为动物的畜养者。一万年来，在我国广大区域内，农业、畜牧业、渔业、游牧业持续发展，从未中断，从而养育了人口众多的中华儿女。我国人口到春秋战国时代已有1500多万，秦代有2000多万，汉代6000多万，唐代8000多万，到了明代已超过1亿，清代达到了4亿多。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基础。

迄今为止，全世界现代化比较发达的美国，人口3亿左右，约是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欧盟人口总数4亿多，约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发展现代化，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产业结构复杂，必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二，在“以民为贵”传统社会观、“邻里和睦”传统伦理观基础上创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由于农牧生产、聚族定居的长期延续发展，中华文明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包括血缘管理、农村公社、井田制、集体耕作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民为贵”“与民同乐”为内容的社会观，“乡土情结”“邻里和睦”的伦理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所以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要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建构“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和睦亲情环境（《孟子·梁惠王上》）。

这些社会观、伦理观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几千年来延续发展，最终积淀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规范着子孙后代的行为习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在“修身齐家”“刚正无私”传统精神道德基础上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而其基本内容都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父权家长制血缘管理结构，决定了个体家庭包含在宗族群体内，宗族、部族又包含在国家群体内。这是由大小不同层级的“家”“家族”“宗族”而组成“国”，有“国”才有“家”。中国古代的“国家”就是“家国一体”。儒家文化因此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在长期的农牧业生产过程中，古代先民观察日月天体的运行，并从太阳的早上东升中感悟“奋发斗争”精神，从太阳的普照大地中感悟“慈善友爱”情怀，从太阳的直照无偏中感悟“公正无私”原则。儒家经典对此作了一系列的概括总结。《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系辞》：“周乎万物”，“道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这是关于“奋发斗争”“慈善友爱”的论述。又如，《周易·观卦》：“中正以观天下。”《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管子·君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公平正义”“刚直无私”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既是社会群体原则，也是个体精神追求。

中国古代这些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对中国式现代化有启发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发展物质文明，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同时，我们还必须倡导理想信念、丰富精神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在“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传统宇宙观基础上创新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历代先民深深体会到，阳光雨露、山川土地是农作物得以生长丰收的保障，是飞禽走兽水产得以存活肥壮的根源，而人更是天地万物的中心。于是，在部族酋长、父权家长的率领下，全体族民共同崇拜天体日月神、山川土地神、部族祖先神，定期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活动。在巫术宗教观念里，万物有灵。为了亲近大自然，因而有许多图腾崇拜。在中华农牧文明史上，神话、图腾与仪式活动长时期不分离，宗教、政治与社会伦理始终三合一。于是有“天人合一”“阴阳互补”“人与神转化”“人与动植物互拟”等宇宙观、自然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倡导绿色经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这些生态思想、环境意识都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等宇宙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转化创新。

第五，在“万邦协和”“和而不同”传统天下观基础上创新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文明由起源时期的“多元并行”格局，到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时期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万邦协和”“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等天下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今天，中国现代化文明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代农牧文明；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复杂性也远远超过了古代文明形态。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仍然是中国古代农牧文明转化创新的结果。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前面总结的古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联的五个方面，就是在“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所作的考察。因此，世界了解中国，既要了解当代中国，也要了解古代中国。

坚持“两个结合”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强调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两个重大命题。为了落实这“两个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还从五个方面为我们具体落实“两个结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贯彻落实。

第一，彼此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变；但同时，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又影响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具有具体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与不同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恩格斯据此在1890年致康·斯密特的信中指出：“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中国文化是在一万年农牧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西亚的两河、南亚的印度河、北非的尼罗河都是南北走向，同一河流的不同河段处在不同纬度上，因而其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不同，文明形态也有差异。中国的长江、黄河、西辽河等产生文明的几条大河都是东西走向，同一条河流处在同一纬度上，因此其生产生活方式基本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可以是“多元并行”的发展格局，到青铜时代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又可以是“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强调的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等突出特性，就应该从这样的特殊环境背景中去寻找深层文化结构基因，从而在理论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性。

第二，互相成就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应该是“互相成就”。由于一万年来的中国农牧生产处于不同纬度的河流上，因此形成了不同特征的文化圈；而同一河流又处在同一纬度上，因此又使得各文化圈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决定了中国先民很早就聚族定居，安土乐业，家庭、宗族、国家和谐统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悠久而坚固的血缘管理基础上。这与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总结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与国家都建立在地缘管理基础上是不一样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起源是地缘管理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中国的文明起源则是血缘管理与公共权力的统一。因为东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同，就决定了东西方传统文化各具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国家学说是建立在西方古代材料基础上的，可以为研究中华文明作参照，而中国百年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概括总结的中华文明国家理论，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两个结合”，可以“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三，道路根基性。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形成了一万年独特的农牧生产及相应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起源发展规律，并孕育出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万年的农牧生产绵延发展，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因此，坚持“两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第四，创新空间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为了总结西方现代化，写作《资本论》，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专门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马克思的研究结果显示：全世界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有东西方的异同。欧洲是先有古典的即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继有中世纪日耳曼的封建制；而古代东方，马克思则概称之为“亚细亚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都很重视“亚细亚社会形态”，但当时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他们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生产方式比较系统，而关于亚细亚的理论还有许多空白。这样就造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与难点。

又如，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分析指出：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启发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要利用百年考古新资料，坚持“两个结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理论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提供丰富而宝贵的中国资料，而且还可以发展出亚细亚理论的中国模式，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当今中国提供理论创新。

第五，文化主体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两个结合”，就是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我们既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色，总结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又要根据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丰富而独特的材料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总而言之，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研究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特色。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