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刻认识社会形态演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分析说明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分析认识社会历史问题，就是坚持一切从社会存在出发来说明社会问题。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最根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生产方式的存在，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存在。社会发展史说到底，就是社会形态发展史。一切都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出发，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出发，来认识人类社会现象，而不是相反，这是唯物史观不可违背的根本原理。
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工具从旧石器升级到新石器，再到青铜器、铁器，再到机器、电子、信息、互联网、人工智能……生产力逐步提升，促使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推动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奴隶社会，再进步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必将经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从长远看，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不可战胜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政治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谬称马克思从来没讲过“五形态说”，企图否定社会形态演变的普遍规律，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人类社会经过五种所有制形式：（1）部落所有制；（2）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3）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4）资产阶级的所有制；（5）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等级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紧接着，他们又说：“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态代替了旧的。”
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于1884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清晰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五种形态”学说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科学认识中，构成了系统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普遍规律。
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一般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否定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就可以直接否定一切历史进步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进步学说。就可以直接否定阶级社会的存在，从而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可以直接否认社会革命的伟大意义，从而否认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可以直接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识形态学说；就可以直接否认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实践昭示，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对人类历史观的伟大贡献。历史唯物主义是真理，真理是打不倒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 牢牢把握社会形态演进与思想史发展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时又受到一定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时代主题，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时代人物，解答历史提出的时代课题，产生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思想，而且还认为，社会思想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积极或消极的能动作用，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历史逻辑。正确思想不仅能动地反映世界，而且通过指导实践可以能动地改造世界。我们从事的中华思想史研究，不仅是被动地研究人类思想史上出现的人物、流派及其观点，而是要积极地从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想的辩证关系运动过程中来研究、把握思想的地位与作用。既要看到思想是由存在决定的，又要看到思想积极的或消极的能动作用。从社会存在出发去说明思想，还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完整的思想史，要看到思想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能动作用，取其精华，有利于当代思想的积蓄发展，让思想发挥更加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
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段话被概括为著名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变”思想。“两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关于存在与思想关系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坚持了存在决定思想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存在的辩证的、能动的观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要深刻理解辩证唯物论的“两变”思想，遵照“两变”思想来研究中华思想史。
中华思想发展进程中新旧意识形态的更迭，同样引导了中国历史新旧时代的变迁。中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融通的进程中，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兴衰变化的互动过程中，反观、预测、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研究编撰中华思想史，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不完全同步。一般来讲，社会存在与社会思想是同步的，但也不完全尽然。社会思想既可能落后于社会存在，也可能会超越社会存在。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代表了新兴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进步要求，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研究中华思想史就要承认法家思想的历史进步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社会制度起到了维系巩固的作用，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又对社会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具有一定的落后性。
二是思想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只能描绘出大概的蓝图，而不可能详尽预见具体的细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与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仍然是以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为前提的，这是由于外围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人数虽然少，但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需要。
三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不同程度带有阶级性。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在考量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思想发展脉络时，一定要从阶级分析出发认识中国阶级社会的思想史人物及其流派、观点。利益决定思想，而不是思想决定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由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不同，决定了他们思想的不同以至根本对立。
四是思想具有历史性，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思想的变化发展。人类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史的理论反映；先进思想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先声，又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精神动力。当然，落后思想是维系旧制度的“卫士”，又是阻碍社会形态变革进步的精神阻力。以先进思想为例，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发展已经冲击到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独立自主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受到梗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转型使中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形成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产生了强烈的图强图新图变思想。
三、 揭示跨越不同社会形态的，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思想精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大的历史时代”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梳理、总结、概括中华思想发展史提供了宏大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条件。结合大的历史时代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这是研究编撰中华思想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研究编撰《中华思想通史》，一是无论从时间断限还是从思想脉络来看，都要贯通古今。要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思想挖掘总结、提炼集成起来，为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开创未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世界文明和人类智识的提升做出属于中华民族的奉献。
二是既要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又要融合汇通外来先进思想。要深入探寻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思想宝藏，同时注意中华思想对优秀外来思想的吸收融合，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精髓内核，探索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内在精神，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断注入精神力量。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优秀思想，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思想血脉，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这些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夯实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根基，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种制度之争的加剧、高新技术引发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纷斗、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疫情带来的国际局势的扰动……导致国际时局的发展更加扑朔迷离。现实越是复杂，越是需要理论的清醒。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形态学说昭示，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存在新旧两种社会形态的较量与斗争，《共产党宣言》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衰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倍加努力地维护自身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抵制和攻击社会主义，不断加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力度。我们既要正确研判形势，也要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202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生动诠释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为民情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具有旺盛而繁茂的生命力，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
四、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具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高度自觉。在对待历史遗产和中华传统思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决不能割断历史、割断思想，决不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也决不能成为历史复古主义者、文化复古主义者；既不能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照搬照抄西方思想，也不能像文化复古论者那样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传统思想，而是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立足社会实践，结合时代要求，既要回首过去、追溯历史，又要超越陈规、创新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3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就是说，要坚持从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这两个角度去观察和审视中华传统思想，创造性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优秀成果，弘扬其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为我所用、为今所用、为将来所用，实现历史思想、当代实践和未来发展的有效贯通。
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从中华文明的视角，审视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取得改天换地的发展奇迹，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提出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九条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百年来极为重要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古今中外先进思想的精华，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路径，从学理上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我们要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下，融通社会形态史与思想史研究，立足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各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将研究主体放在人民群众身上、将研究重点放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进步思想上，为奋力“十四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王伟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本文为在第六、七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有删节）
